现今看到的石狮子，有走狮和卧狮两类。“走”则似雄风穿谷，“卧”则有腾跃之势。和真狮比起来，更显得美态可掬。“九斤狮子十斤头”，石狮子的头部是相当大的。脑门宽阔隆起，天庭饱满，下颌裂开，地阁方圆。眼窝深，眼球鼓，鼻根深陷，张嘴似欲吞欲笑，多呈憨态。毛发呈卷曲纽状，自然地附着颈项部，更显得威而不怒，猛而不残。石狮有雌雄两种：雄狮口含圆珠，耳呈叶状，两边超过卷毛高度，毛发卷曲很有规律，布满了耳、颈部。有时脚蹬绣球，表示其性贪玩耍。而雌狮身上多背小石狮子，或足下踩小石狮，表示一种“母爱”，很有情趣，一般情况下，门左置雄狮，门右置雌狮。

    石狮子的形象，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变化。汉代瘦长颈健，魏晋时体态趋向短小，隋唐以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石狮子的体形也雕刻得雍荣华贵，“富态”起来。南宋时期，它也变得妩媚有余而威武不足了，明代随着向海外的开发，石狮雕刻工整，形象威武，咄咄逼人，清代沿袭了明代雕刻之风。

    石狮子的形象，大抵和民间杂技中狮子有关。晋人王嘉撰《拾遗记·周》中记载了舞狮子的杂技：“七年，南陲之南，有扶娄之国。其人善能机巧变，易形改服，大则兴云起雾，小则入手纤毫之中。缀金玉毛羽为裳。能吐云喷火，鼓腹则如雷之声，或化为犀象、师（同狮）子、龙、蛇、犬、马之状……备为百戏之乐。”这一段关于周朝七年杂技艺术的描绘，确切说明当时已盛行舞狮子一类了。到了北魏时期，民间风俗还称狮子为“避邪”。以此推测，门宅前设置石狮子，很可能有两个用意：一是为了镇宅祛邪，护法守卫；二是为了美化环境，成了建筑设计的一个组成部分。

    石狮子在封建社会多在宫廷、官邸、富豪之家以及民间庙宇、桥梁建筑中设置，细推究起来，它又和佛教有关。狮子多产于非洲和印度。《传灯录》里说：“释伽（牟尼）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在《洛阳伽蓝记》中，有一节拒绝长秋寺浴佛节的情形，说的是公元500至515年间，释伽牟尼生日时骑着白象，有避邪狮子在前面开路。这种活动叫“走会”。狮子的形象装扮得特别威严。佛教中把狮子作为护法神看待。这在《佛说太子瑞应经》里说的更明白：“佛初出时，有五百狮子从雪山来。侍到门前，故狮子乃为护法者。”又因为汉代时，民间认为狮子象征吉祥，神话传说又认为狮子是避邪神兽。所以在汉代墓门石阙外出现了雕刻类似狮子形象的一种兽，称为“石避邪”。自此，民间门前、墓地也设置石狮子了。

    从晋南地区现存的古代建筑来看，不管是解州关帝庙，蒲县的东岳庙，临汾的尧庙还是明代的高河桥（临汾城北），以及明清两代的襄汾县丁村民宅等等，石刻狮子皆成了这些古代建筑中不可缺少的装饰物。

    高河桥的栏杆柱头的石狮子，有仰有卧，有嘻戏，有撕斗，塑造得生动活泼，富有个性，构成了群狮的立体图卷。把整个石桥装饰得十分壮观，使行人流连忘返。

    襄汾丁村的石狮子，更巧夺天工，精细纯朴，体态优美可亲，其数量之多，不可胜数。不但在房门前设置石狮子，就是在民宅的柱基石上，古代民间雕刻巧匠们也要在上边大作文章。他们在精心设计的石鼓上雕刻着体态各异、变化多端的小石狮子，这些狮子有的滚绣球，有的亲昵地撕滚在一起，有的互相追逐，这些可爱的小石狮子和民间传统图案有机组成一组组小群雕，在构图上起伏有序，达到了既有变化又有统一的艺术效果，狮子的形象都富于人格化，每个天真活泼的石狮子都成了房主的“护法者”。

    丁村建筑群中的拴马桩，在研究石雕中也是不可忽视的，拴马桩雕的狮子塑造得粗犷、简练、概括，远看是个石桩，走近才能看出是狮子，从这里可以体会到古代石雕巧匠们是如何将装饰和实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

    这些石雕和房檐上的精美木雕，在整个建筑中，异曲同工，浑为一体，使木雕、石雕统一在建筑设计的总构思中。

    从雕刻的手法上来看，把浮雕、透雕、平面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得心应手，完美无缺。同时，大量地应用疏密不同的曲线条，表现了质感和动感，增强了艺术的感染力。这些技艺精湛的石雕瑰宝，为中华民族古代雕刻艺术精品谱出的交响诗中，增添了音调铿锵的新篇章。

    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美化城市、美化乡村的任务已提到日程上来，对古代石刻艺术应给予应有的重视和研究，当然要把古代的石刻艺术品原封不动地搬到现代化的建筑上作装饰，显然是不符合新的审美要求的，但是，要想创造新型的符合我国民族的审美情趣的石雕艺术，并使其为美化现代生活服务，我们的艺术家们是会从研究古代的石刻艺术中得到营养和启迪的。